很多年前，產(chǎn)品質(zhì)量雖還沒有執(zhí)行所謂的“行業(yè)標準”，卻因為人人都憑著良心去做事，真材實料出來的產(chǎn)品就算不是最好的，至少也不會是虛假的?？刹恢缽氖裁磿r候開始，我們在生活中所能見到的某些“產(chǎn)品”，它或者變成了一個空有其外表的軀殼，“金玉其外敗絮其中”;或者它明明成分應該是A，但是最后卻被偷換成價格低廉的B，正如馬克思曾經(jīng)在《資本論》中引用托·約·登寧說的一句話：

　　“如果有10%的利潤，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;有20%的利潤，資本就活躍起來;有50%的利潤，資本就鋌而走險;為了100%的利潤，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;有300%的利潤，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上絞刑架的危險。”

　　如何選取質(zhì)量合適的原材料，一直是PVC行業(yè)老板的心頭大事。由于大多數(shù)人自己本身并不懂技術，而且這個市場的監(jiān)管力度欠缺，國內(nèi)也沒有關于這一行業(yè)的質(zhì)量標準，老板們無從檢測這些材料的質(zhì)量好壞，憑經(jīng)驗去辨別，明顯是不保險的。

　　長期以來的“假貨、次貨”魚龍混雜，老板們被折磨得暈頭轉(zhuǎn)向，心力交瘁，他們不再相信經(jīng)驗，不再相信眼前的樣品，更無法真正相信這些材料的質(zhì)量到底如何!

　　然而，即便“不相信”，我們又能怎樣呢?

　　信，還是不信，這是個問題。

　　2008年5月，為回顧“改革開放30年”歷史，《新京報》發(fā)表“人生的路呵，怎么越走越窄”作者之一黃曉菊的談話，她在講述了人生體驗的種種痛苦、創(chuàng)傷和困惑之后，發(fā)現(xiàn)“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和《雷鋒日記》與現(xiàn)實生活太遠，葛朗臺、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倒比比皆是”。該報同時刊載評論稱，多元價值觀30年來已基本建立，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為功利的價值觀時，曾引起“潘曉”們迷惘的理想主義，卻早已杳無蹤跡，取而代之的，正是戀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。

　　以三鹿奶粉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機，以肖志軍事件為代表的醫(yī)療制度信任危機，以及華南虎事件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機，作為三大代表性事件，譜寫了零年代中國社會的典型病歷。

　　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，僅僅是“毒食中國”的冰山一角，它加劇了消費者對食品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懷疑。“中國制造”正在成為“問題消費”的代名詞，它指向了制造、檢驗和管理的整個鏈索。

　　這種“不相信”的情緒，已然滲透進多數(shù)中國人的生活：懷疑和警惕，已經(jīng)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，因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斷發(fā)生。住，我們有樓倒倒樓脆脆樓歪歪樓薄薄;吃，我們得小心假煙、假酒、假雞蛋、假牛奶、地溝油、人造脂肪、礦物油拋光的大米、藥水泡大的豆芽、避孕藥喂肥的王八、洗衣粉炸出的油條;出門，我們要提防推銷的碰瓷的釣魚(執(zhí)法)的;上醫(yī)院，我們擔心假藥、無照行醫(yī)、被過度治療(香港《太陽報》近日稱，中國人去年一年輸液104億瓶，相當于人均8瓶)。此外，我們還要面對假票、假證、假中獎、假老虎、假新聞等等。

　　一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在中國涌現(xiàn)。它分布于人與物、人與人之間，囊括了食品和物品、司法與執(zhí)法、銀行與股市、足球及其體育、教育和醫(yī)療、學術與專家等幾乎所有領域，深刻搖撼四種基本信用結構—政府信用、人格信用、貨幣信用和專家信用，并最終完成由信仰危機、信念危機到信任危機的歷史演化，把中國送入“信用資源匱乏型國家”的行列。

　　有人說，幸福感源自相信。而當懷疑一切成為整個人群的集體意識，中國人與幸福的距離又該有多遠?